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，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坚持上访的民众的声音是一道穿破重重关卡之后仅存的的汩汩细流。现在，孙东东教授的一句他们“99%以上精神有问题”说明，防民之声，除了可以拥堵，可以疏导，还可以直接把它们抹为静音。

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们，“不说100%吧，至少99%以上精神有问题——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”。精神病人经过法定鉴定程序可被认定为不负刑事责任，“偏执性精神障碍是需要强制的一类”，他们有着妄想症状，也不会承认自己有精神问题，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可以被忽略的，没有人会听一个精神病人说些什么。

宪法规定公民具有上访的权利，而使用上访权利的人们，常常被扣以一个“闹”字，是通过“闹”来解决问题的人。上访的民众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他们的文化、教育背景，社会资源、地位和权力局限了他们解决问题能够使用的方式和方法，颠沛流离、阻挠重重的上访之路，对于不少人来说，几乎成了讨回公道的唯一希望。而“精神偏执”一说，无疑是对上访者的当头棒喝，甚至可以说，由于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大都精神有问题，这已经是对上访——作为一种解决民众难题的方法——其理智性的根本否决。

这是一种傲慢，一种偏见，究其本质，是一种话语权的暴力。孙东东教授是有着精神病学和法学背景的专家，他在这一跨学科领域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。而被他扣以“精神偏执”帽子的群体，甚至无法有一个在媒体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。据信访局透露，80% 上访的人是农民，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发出着最微弱的声音。握有这样的话语强权，孙教授有着可以让更多人不尝试着去聆听、理解上访人的力量，他的一句“不当的表述”可以使上访民众最后的哀鸣化于静默。这样高高在上的道歉是苍白的。

当然，孙教授的话也不无道理，“至少99%以上精神有问题——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”，也就是说，上访的人中确实有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是刁民，而多数人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一个执念，为讨一个公道，讨一个“说法”，而不计他们所要付出的巨大的经济、时间成本，不畏各股势力的阻挠坚持上访的“偏执”者，这种行为是生活安逸、未受过不公待遇的人所不能理解的。也许，他们确实是成千上万个有冤情、隐情的百姓中的精神偏执的人，但可曾想，为何上访诉求的经济成本、社会压力如此之高，只有这些“不正常”的人敢于有这样的执着去为自己的利益追求呢？冰山一角之下，又有多少含冤叫屈的人为了逃避巨大的经济、社会、精神压力，选择了隐忍和沉默，仅仅是为了隐没于我们所定义的“正常人”的人海里？